5.2億!國際巨頭勝科水務長期偷排廢水,被開出中國環保史上最大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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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6日上午,南京市中級法院舉行南京法院2019年度十大典型案件、十大優秀案件頒獎暨發布會?!澳澄鬯幚砉?、鄭某等污染環境案”入選了2019年度十大典型案件。
2014年至2017年,南京某污水處理公司(注:南京勝科水務)在接收了一些企業的高濃度廢水,在沒有處理的情況下,直接用暗管將其排入了長江。其間,還人為篡改了在線監測儀器的相關數據,逃避環保部門監管。
經過鑒定,非法排放的廢水、污泥、危險廢物,共造成生態環境損害數額達2.5億元。
法院查明,鄭某作為該公司總經理,明知下屬實施上述污染環境行為,未加制止或及時采取措施,而選擇默許縱容。該公司的部門經理、班長、主管等人員,分別參與組織、實施偷排廢水、污泥、危險廢物等行為。
南京市玄武區法院對上述污水處理公司及12名被告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鄭某等12人犯有污染環境罪,分別被判刑6年至1年不等,并處200萬元至5萬元不等罰金;涉事污水處理公司被判處罰金500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交國庫。
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南京中院。南京中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另外,南京檢察機關還對該污水處理企業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涉事污水處理公司賠償4.7億元環境修復費用,獲得法院支持。
這家污水處理公司的罰款金額加上環境修復費用,最終付出了5.2億元的慘重代價。據辦案法官介紹,截至目前,這是國內開出的污染環境“最嚴厲罰單”。
對此,該案主審法官表示,負責處理污水的污水處理公司偷排污水,性質極其惡劣。案件的審判只有體現從嚴從重的原則,方能達到懲罰和震懾的目標,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格的法治,來保護生態環境。(澎湃新聞)

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刑事裁定書(2019)蘇01刑終525號(節選)



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審理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單位南京勝科水務有限公司(簡稱勝科公司)、原審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浦錢東、李海珍、高銘陽、陳鵬、毛亮、金鑫、洪金偉、趙堅、谷章風、夏治、高音犯污染環境罪一案,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8)蘇0102刑初68號刑事判決。原審被告單位勝科公司、原審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李海珍不服,提出上訴。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勝科公司于2003年5月成立,注冊資本為1848萬美元,股東為南京化學工業園有限公司和勝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經營范圍為南京化學工業園的排污企業提供污水處理及其他相關服務(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準后方可開展經營活動),屬于污水處理廠、危險廢物國家重點監控企業。
勝科公司的污水處理設施分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一期工程項目主要接納南京化學工業園區企業的生產廢水(包括江蘇鐘山化工有限公司(簡稱鐘山公司)等,產品主要為農藥、醫藥中間體、染料等),設計處理能力為2.5萬噸/天,尾水排放須滿足COD≤80mg/L、pH6-9等指標;二期工程項目主要處理南京金浦錦湖化工有限公司(簡稱金浦公司)的生產廢水,設計處理能力為1.92萬噸/天,尾水排放須滿足COD≤80mg/L、pH6-9等指標。一期工程又分為一期A工程和一期B工程:一期A工程設計處理滿足COD≤1000mg/L等指標的低濃度污水,一期B工程設計處理滿足COD≤4000mg/L等指標的高濃度污水;一期B工程出于改進處理工藝以確保一期工程出水達標的目的,起初建設有SBR/物化反應池(簡稱SBR池),SBR池共有5格相互獨立的處理單元,每個單元容量2000立方米,廢水可在其中一個單元處理后通過集水池進入另一個單元處理,SBR池處理后的出水可進入后續處理環節或在水質達標的情況下直接排入總排池繼而通過管線排入長江。后因SBR池存在諸多操作問題,基本處于閑置狀態,勝科公司于2013年經環保部門等批準后啟動了一期工程改造項目,新建深度處理混凝沉淀裝置替代原SBR池深度處理功能,并將被替代的3格SBR池改造為鐘山公司的廢水預處理裝置;剩余2格被替代的SBR池全部廢棄,設計可在短期內用作事故池或調節池,用于臨時儲存高濃度廢水或作為一期高濃度廢水預處理設施,但其中直接通往總排池的管道未被拆除。為滿足排污口規范化整治等要求,勝科公司集中設置了總排池,一期工程的排水、二期工程的排水和南京鈦白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簡稱鈦白公司,使用勝科公司排江管線)的排水達標后分別進入總排池,一期和二期工程排水口按規定均安裝COD、pH、污水流量計等在線監測儀器,三股排水混合后經推進器攪勻由泵提升經管線排入長江。
一期A工程的工藝技術方案是好氧流化床工藝,工藝路線為:污水—勻質調節池—好氧流化床+曝氣池—二沉池—排江。因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內各企業生產來水特點不確定,所有的園區內事故來水先進入一期B工程的事故池。事故池分為5格,以滿足容納事故時的低濃度污水、高濃度污水、園區內部分企業由槽罐車拉來的污水等不同需求。一期B工程高濃度廢水處理原設計主要采用:預處理加生化處理工藝(好氧流化床+曝氣),厭氧生化處理工藝(EGSB厭氧反應器),SBR池(后被廢棄)生化或物化處理工藝。
根據廢水水質水量,一期B工程高濃度廢水處理流程原設計分三種情況:(1)廢水水質水量符合厭氧反應器設計要求,高濃度廢水進入高濃度廢水勻質池,在勻質池中進行混合和pH調節后提升至厭氧反應器,厭氧反應后出水可進入一期A或一期B生化系統進一步降解COD,生化出水在二沉池中進行固液分離,上清液排入總排池達標排放;(2)廢水水量較大且高濃度廢水勻質池液位較高時,則廢水先進入事故池中存儲,待高濃度廢水勻質池液位正常后,由事故池提升至高濃度廢水勻質池,后續處理流程如上;(3)廢水水質不符合厭氧進水要求時,則先進入事故池存儲,再由事故池提升至SBR池做物化或生化等預處理,根據預處理后的水質情況,分別進入低濃度廢水勻質池或高濃度廢水勻質池做后續處理。一期工程污水處理后產生的污泥部分回流至生化池,剩余污泥濃縮脫水后外運至有資質的危險固體廢棄物處理中心安全處置。二期工程產生的脫水污泥(HW41)等屬于固體廢物,須外運至有資質的固廢處理單位處理。
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18日期間,被告單位勝科公司在一期B高濃度廢水處理系統未運行、SBR池無法正常使用的情況下,仍多次接收排污企業(管線進水、槽罐車進水)的高濃度廢水并利用暗管違法排放;多次利用暗管違法排放低濃度廢水;在一期、二期廢水處理系統中修建暗管用于偷排有毒有害成份的污泥;人為篡改在線監測儀器數據,逃避環保部門監管,致使二期廢水處理系統長期超標排放污水;在無危險廢物處理資質情況下,于2016年11月9日接收德司達染料(南京)有限公司(簡稱德司達公司)遺留在IBC噸桶內含有DRB相分離液、Red9廢液、YellowCarbDF廢液、金黃71廢液等混合母液、廢液調配處理后的危險廢物18.94噸,分別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12日接收德司達公司IBC噸桶內金黃GL廢母液和洗液調配處理后的危險廢物17.2噸、17.92噸,分別于2017年3月23日、3月31日、4月12日接收德司達公司A7車間噻唑藍前驅體濾餅生產環節第一步廢母液和洗液的混合廢液調配處理后的危險廢物19.7噸、22.12噸、22.6噸,勝科公司接收前述危險廢物共計118.48噸后,放入一期B事故池內,將前3次的危險廢物合計54.06噸利用暗管違法排放,其余64.42噸尚未排放。
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作為勝科公司總經理,明知運行部經理浦錢東等人實施上述污染環境行為,未加以制止或者及時采取措施,而是予以默許、縱容。被告人浦錢東作為勝科公司運行部經理,組織、參與實施了上述全部污染環境行為。被告人李海珍作為勝科公司商務部經理,明知勝科公司高濃度廢水處理系統未運行、總排出水長期超標等情況,仍在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授意下從事接收高濃度廢水商務洽談活動,大量接收高濃度廢水。被告人高銘陽、陳鵬、毛亮作為勝科公司運行部主管,被告人金鑫、洪金偉、谷章風、夏治作為勝科公司運行部班長,存在安排或實施偷排高濃度廢水、低濃度廢水的行為;存在安排或實施偷排污泥的行為;存在取水樣送檢過程中弄虛作假、手動篡改自動監測儀器數據等行為。被告人高音作為勝科公司分析室主管,在制作檢測臺賬時存在造假數據應付環保部門檢查的行為。
經統計和鑒定,2014年10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18日期間,勝科公司違法排放高濃度廢水共計284583.04立方,違法所得共計人民幣33744505.76元,對應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人民幣236211540.32元;偷排污泥約4362.53噸(含水率53%),減少設備運行支出人民幣71996.70元,違法所得人民幣2471373.25元,對應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人民幣17803589.65元;二期廢水處理系統超標排放廢水造成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共計人民幣4855882.80元;違法排放54.06噸屬于危險廢物的混合廢液違法所得人民幣237933.54元,對應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人民幣1793710.80元至2459730.00元。前述生態環境損害數額共計人民幣255808840.77元至256474859.97元。
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浦錢東應當對上述全部污染環境行為造成的后果承擔相應責任。被告人李海珍上述參與的污染環境行為,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人民幣236211540.32元。被告人高銘陽、陳鵬、毛亮、金鑫、洪金偉、谷章風、夏治上述參與實施的污染環境行為,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人民幣254015129.97元,并幫助勝科公司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共計人民幣4855882.80元。被告人高音上述參與的污染環境行為,幫助勝科公司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共計人民幣4855882.80元。
被告人趙堅作為熊貓公司第三方運營科科長,職責是保證環保部門在污水處理國家重點監控企業安裝的自動監測設備正常運行以及上傳數據的真實性,其明知勝科公司相關人員篡改自動監測儀器數據,仍違反職責不加以監督和管理,放任二期廢水處理系統自動監測儀器數據長期被篡改,并存在應勝科公司相關人員要求向環保部門虛報監測儀器故障配合勝科公司逃避監管的行為,幫助勝科公司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共計人民幣4855882.80元。
2017年4月19日,公安機關對該案立案偵查。同日,被告人夏治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并供述其參與的犯罪事實,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浦錢東、李海珍、高銘陽、陳鵬、洪金偉、谷章風、趙堅、高音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同年4月21日,被告人毛亮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同年4月22日,被告人金鑫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并供述其參與的犯罪事實。歸案后,被告人浦錢東揭發了原江北新區黨工委、管委會環保與水務局污染防治辦主任徐某濫用職權的犯罪行為,并提供重要線索協助公安機關偵破了德司達公司非法處置危險廢物污染環境的犯罪行為,現徐某因濫用職權等已被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判決如下:一、被告單位勝科公司犯污染環境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五千萬元。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被告人浦錢東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李海珍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高銘陽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被告人陳鵬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被告人毛亮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被告人金鑫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洪金偉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趙堅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被告人谷章風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夏治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高音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二、被告單位南京勝科水務有限公司的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禁止被告人金鑫、洪金偉、趙堅、谷章風、夏治、高音在緩刑考驗期內從事與排污或者處置危險廢物有關的經營活動。

宣判后,原審被告單位勝科公司、原審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李海珍不服,提出上訴。
上訴單位勝科公司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主要辯護意見:1.一審判決認定勝科公司長期利用暗管實施偷排污水、污泥和ZHENGQIAOGENG(鄭巧庚)默許、縱容浦錢東實施偷排證據不足;2.一審判決認定ZHENGQIAOGENG(鄭巧庚)應當知道德司達公司高濃度廢水是危險廢物證據不足;3.一審判決認定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錯誤:一期偷排污水以勝科公司與客戶協議的污水處理價格作為基數沒有法律依據;二期超標排放污水的基數認定錯誤,鑒定報告不能作為定案證據。
出庭檢察員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定性準確、程序合法、量刑適當。建議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認為,上訴單位勝科公司違反國家規定,排放、處置有毒物質和其他有害物質,并長期利用暗管實施偷排污水、污泥,篡改在線監測儀器數據,逃避監管超標排放污水,性質極其惡劣,后果特別嚴重,其行為構成污染環境罪。在單位犯罪中,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上訴人李海珍、原審被告人浦錢東、高銘陽、陳鵬、毛亮、金鑫、洪金偉、谷章風、夏治、高音系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當以污染環境罪對其定罪處罰。原審被告人趙堅明知勝科公司長期通過篡改自動監測儀器數據超標排放污水,卻違反職責放任二期廢水處理系統自動監測儀器數據被篡改,并主動幫助勝科公司逃避環保部門的監管,致使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污染企業的監管處于失控狀態,與勝科公司構成共同犯罪,應當以污染環境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各原審被告人共同或分別共同故意實施污染環境犯罪,系共同犯罪。上訴單位勝科公司已經著手實施犯罪,但部分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減輕處罰,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原審被告人浦錢東涉及的該部分犯罪亦予以減輕處罰。上訴人李海珍、原審被告人趙堅、高音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原審被告人高銘陽、陳鵬、毛亮、金鑫、洪金偉、谷章風、夏治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應當認定為從犯,依法對被告人趙堅、高音從輕處罰,對上訴人李海珍、原審被告人高銘陽、陳鵬、毛亮、金鑫、洪金偉、谷章風、夏治減輕處罰。原審被告人浦錢東歸案后揭發他人犯罪,經查證屬實,構成立功,依法予以減輕處罰。原審被告人金鑫、夏治具有自首情節,依法予以減輕處罰。原審被告人浦錢東、高銘陽、陳鵬、毛亮、洪金偉、谷章風、趙堅、高音具有坦白情節,依法予以從輕處罰。原審被告人金鑫、洪金偉、趙堅、谷章風、夏治、高音犯罪后有悔罪表現,對其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依法可以宣告緩刑。
針對上訴單位勝科公司、上訴人鄭巧庚、李海珍及其辯護人的上訴理由、辯護意見,本院綜合評判如下:
一、勝科公司是否存在長期利用暗管實施偷排污水、污泥問題
根據勝科公司交接班日志中一期B事故池的打水(偷排污水)、停打水的記載,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勝科公司打水記錄共440個,時間共計3213小時50分鐘,平均每次打水時間為10小時58分鐘。2010年入職勝科公司,運行部操作工卓某甲證言稱“案發前幾天也一直在偷排污水,自己進廠上班后,單位一直這樣干,也沒有規律,偷排污水是要避開總排的監測”。2009年入職勝科公司,運行部操作工桑某證言稱“每次槽罐車里的水COD濃度都比管道水濃度高很多。槽罐車送來的水公司有無處理能力不知道,但是自己的班沒有看到過處理這些水,都是偷排出去的”。勝科公司運行部操作工毛某證言稱,“大概2015年下半年開始就用臨時消防管偷排污泥了,2016年4月份左右建了金屬管道用來偷排污泥。平均一個月就會使用這根暗管偷排污泥,自己這個班會偷排一到兩次,一次開5個小時左右,一次大概排出50噸泥水混合物。”勝科公司運行部操作工郭某證言稱“以前排泥都是通過消防軟管將一沉池里的污泥直接排到二沉池通往集水池B的排污口,也會直接通過軟管將污泥排到公司雨排管道里,直接將污泥排往長江。大約是2016年上半年,公司在一沉池排泥泵出口位置接了一根暗管,暗管通到二沉池往集水池B的出水口位置,開關閥門就在一沉池排泥泵下面,之后就沒用過消防軟管排污泥了。”另外,勝科公司運行部操作工呂施、朱某甲、徐某等人的證言、原審被告人浦錢東、金鑫、洪金偉等人的供述均能證實勝科公司利用暗管偷排污水、污泥的行為。上述交接班書證、操作工的證人證言、原審被告人供述,充分證實勝科公司存在長期利用暗管實施偷排污水、污泥的行為。因此,上訴單位勝科公司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勝科公司長期利用暗管實施偷排污水、污泥證據不足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二、ZHENGQIAOGENG(鄭巧庚)是否默許、縱容浦錢東等人實施偷排、篡改數據問題
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長期從事污水處理工作,且擔任污水處理企業的主要領導,其作為勝科公司總經理應當知曉環境影響報告內容、公司設備運行狀況和處理廢水的能力等情況。ZHENGQIAOGENG(鄭巧庚)在明知勝科公司一期B高濃度廢水處理系統未運行、SBR池無法正常使用,不能正常處理高濃度廢水的情況下,仍要求大量接收高濃度廢水,主觀上具有默許、縱容公司偷排高濃度廢水的故意。同時,原審被告人浦錢東的供述稱“一期B的污泥濃度高,自己多次向鄭巧庚反映后,提出從一期B回流管接一根管線到可以偷排的暗管上,利用暗管將一期B曝氣池的污泥打到集水池再到SBR池,同時也可以打到總排,混合后排入長江,鄭巧庚對此同意后,自己安排高銘陽對接福德公司進行了施工”、“因為二期項目曝氣池污泥濃度偏高而板框能力不夠,為了減輕板框壓力,經鄭巧庚同意修建了二期排泥暗管,通過暗管將小部分污泥打到二沉池外圈,進入二期總排池,最后進入一期二期混合池后排入長江”、“暗管修建時,自己安排陳鵬負責監工”、“2017年2月底左右,因為二期一條生產線的刮泥板出現故障,自己跟鄭巧庚報告要減量維修,但他不同意,并示意自己將污水繞開系統直排到長江以減輕負荷。自己具體安排時,讓陳鵬把二期的事故池底部的閥門打開,繞開一沉池和曝氣池,用三臺泵從事故池直接把污水抽到二期總排池,再排入長江。當晚,陳鵬、高銘陽等人在現場幫忙,高銘陽還拔出pH探頭控制pH值,當天排入長江的水是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凈化處理的污水”。浦錢東的上述供述與原審被告人高銘陽、陳鵬等人的供述能夠相互印證。上述事實有原審被告人浦錢東等人的供述、勝科公司多名員工的證言以及往來郵件、案涉暗管的鋪設情況等在案證據,足以認定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明知浦錢東等人實施偷排、篡改在線監測數據而予以默許、縱容。因此,上訴單位勝科公司、上訴人鄭巧庚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ZHENGQIAOGENG(鄭巧庚)明知浦錢東等人實施偷排、篡改數據而默許、縱容證據不足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三、ZHENGQIAOGENG(鄭巧庚)是否明知德司達公司的高濃度廢水是危險廢物問題
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長期從事污水處理工作,且擔任污水處理、危險廢物國家重點監控企業勝科公司總經理,應當具有較高的專業技術能力,對危險廢物種類、來源、危險特性等知識有比較好的掌握,也應當知曉勝科公司不具有處置危險廢物的資質。李海珍2015年12月3日發送給魏某、浦錢東、尹某等人的電子郵件(抄送鄭巧庚),內容附有德司達公司希望勝科公司給予特殊處理的四種廢水:(1)含磷廢水;(2)含苯胺廢水,COD在15000-20000ppm,等等;(3)紅色廢水,含蒽醌染料7%、異丙胺3%,等等;(4)高COD廢水,量較大,有較多產品的母液或者蒸餾液。證人魏某的證言稱“德司達公司的薛總到公司的商務部協商,然后商務部李海珍把水質情況發給自己看。第一種含磷廢水所含的DMF比較難降解,其中二甲胺是有毒性的,這種廢水主要是含磷量高,大概是危廢;第二種廢水所含的苯胺是有毒性的,但是COD含量不高,這種廢水有可能是危廢。第三種紅色廢水的色度很高,所含的蒽醌很難降解,大概是危廢。第四種高濃度COD廢水含有母液,這種廢水肯定是危廢。自己與李海珍曾和薛某交流過,讓他控制好水質。自己問薛某高濃度廢水是怎么處理的,薛某說這些是危廢,應該送到有危廢處理資質的第三方進行焚燒。薛某在會議交流的時候說過他們的紅色廢水和高磷廢水是危廢,對照郵件中的四種廢水,第一種含磷廢水和第四種高濃度廢水肯定是危廢,第二種含苯胺廢水可能是危廢,第三種紅色廢水如果COD超過10000mg/L,應該是高濃度廢水”、“自己跟鄭巧庚說過這批廢水以公司現有的工藝處理不了,要加一些新的工藝和設備,不記得有沒有說過這批廢水有可能是危廢。之前德司達公司多次要求幫助處理高濃度廢水,因為勝科沒有處理資質,所以都是拒絕的”、“鄭巧庚是一個很自信的人,他的技術能力很強,他就是要通過收高濃度廢水來提高公司的收益,在多次會議上都強調要多收高濃度廢水,肯定會因為利益收下這批廢水。鄭巧庚也是專業的,他看過廢水成分,肯定清楚這批廢水的性質”、“對于德司達公司這批廢水,鄭巧庚和李海珍都跟自己提過要低于危廢的價格進行處理,這樣才有吸引力,所以自己覺得鄭巧庚和李海珍都知道德司達的廢水是危廢”。原審被告人浦錢東的供述稱“在環保部門召開的勝科公司接收德司達公司高濃度廢水的協調會上,自己曾提出德司達公司委托處理的高濃度廢水可能是危廢,后被鄭巧庚制止。”證人薛某的證言稱“在環保局主持召開的協調會上,勝科公司參加人員有鄭巧庚、黃唯和李海珍,鄭巧庚提出了很高的處理價格,好像是5600元/噸到5800元/噸左右,而一般正常的廢水處理價格是50到60元/噸”、“經過協商之后,最終定價2800元/噸”。綜合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的職業經歷、專業背景、業務能力、原審被告人浦錢東的供述、證人魏某的證言、德司達公司高濃度廢液的水質情況和處理價格等相關證據,被告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應當知曉德司達公司運送至勝科公司處理的高濃度廢液屬于危險廢物。因此,上訴單位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ZHENGQIAOGENG(鄭巧庚)應當知道德司達公司高濃度廢水是危險廢物證據不足以及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ZHENGQIAOGENG(鄭巧庚)明知德司達公司的廢水是危險廢物認定事實錯誤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四、一審判決認定高濃度廢水排放數量、違法所得和生態環境損害數額是否正確問題
根據生態環境部(環境保護部)《關于虛擬治理成本法適用情形與計算方法的說明》(環辦政法函〔2017〕1488號),污染物單位治理成本的確定推薦采用收費標準法、實際調查法和成本函數法三種方法。有收費標準的,優先適用收費標準法;沒有收費標準的,優先適用實際調查法。收費標準法是指對于廢水和固體廢物的單位治理成本,可以采用處理相同或相近污染物的園區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與危險廢物處理企業最新的收費標準作為單位治理成本;實際調查法是指通過調查,獲得相同或鄰近地區、相同或相近生產工藝、產品類型、處理工藝的企業,治理相同或相近污染物,能夠實現穩定達標排放的平均單位污染治理成本。對于勝科公司一期B工程未經處理而直接排放的高濃度廢水和危險廢物,有明確的收費標準,故優先適用收費標準法,分別以勝科公司與廢水輸送企業協議收費標準和相同園區內危險廢物處置企業最新收費標準作為單位廢液治理成本。勝科公司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間長期按協議價接收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內20多家企業的高濃度廢水,說明勝科公司的協議收費標準得到園區眾多企業認可,具有合理性。對于勝科公司二期工程處理后仍未達標排放的超標廢水和未規范脫水且隨尾水排放的污泥,無明確的收費標準,適用實際調查法,分別以勝科公司單位廢水治理成本和污泥壓濾及處置成本確定虛擬治理成本。根據生態環境部(環境保護部)《關于虛擬治理成本法適用情形與計算方法的說明》(環辦政法函〔2017〕1488號)中“環境功能敏感系數推薦值”的規定,地表水Ⅱ類環境功能區敏感系數為7,故勝科公司違規排放污染物行為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勝科公司一期B工程違規排放高濃度廢水和危險廢物的虛擬治理成本與勝科公司二期工程違規超標排放廢水及其污泥的虛擬治理成本之和再乘以7倍。通過槽罐車和小管線輸送的高濃度廢水水質、水量和收費明細等證據資料,經審計單位對勝科公司一期B工程接收的高濃度廢水情況進行統計,該類廢水中COD濃度普遍高于《化學工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標準》(DB32/939-2006)一級標準(COD≤80mg/L)。雖然統計報告中小管線接入的廢水包含部分低濃度廢水,但由于該部分低濃度廢水數量較少且與高濃度廢水進行了混合,混合后向外環境排放的廢水屬于高濃度廢水,且該部分廢水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是根據各供水單位的不同水質與勝科公司簽訂的協議價進行計算,不會因為該部分廢水統計到高濃度廢水而增加生態環境損害數額,故鑒定評估報告將該部分低濃度廢水量計算到高濃度廢水總量并無不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本解釋所稱‘違法所得’,是指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行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違法收入。”鑒定評估報告計算勝科公司的違法所得為“已接收廢水收取總費用”減去“存量廢水收取費用”,符合上述規定。因此,一審判決認定的不管是高濃度廢水總量、違法所得數額,還是以協議收費標準和實際處理成本確定的污染物單位治理成本為基數,計算出來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均符合法律法規等規定,具有合理性,證據均經庭審質證,鑒定人張某、趙某乙也出庭接受詢問,并作出了合理解釋。上訴單位勝科公司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的污染對環境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數額存在錯誤、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高濃度廢水排放數量、違法所得數額錯誤的主張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五、李海珍是否具有環境污染犯罪主觀故意問題
上訴人李海珍長期在污水處理企業工作,案發期間任勝科公司商務部經理,職責為關注公司污水處理成本,制定服務銷售價格;與園區內或園區外客戶簽署污水處理服務合同;專業回復客戶需求及咨詢,為客戶提供良好的服務;協助總經理按時提交總部一些報告等。上訴人李海珍作為參與公司污水處理業務洽談并負責與客戶簽署污水處理合同的部門經理,應當知曉公司處理污水的能力、設備的實際運行狀況以及是否具備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等。但是,上訴人李海珍明知公司高濃度廢水處理系統未運行,公司總排出水長期超標,公司不具備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情況下,仍在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授意下從事接收高濃度廢水商務洽談活動,大量接收高濃度廢水,主觀上具有放任高濃度廢水非法處置的故意。原勝科公司總經理助理趙某甲的證言稱“一期厭氧處理器和SBR池不能正常使用,鄭巧庚、浦錢東、李海珍、技術部門經理魏某、安環部工程師孫永旺都知道”。李海珍2015年12月3日發送給魏某、浦錢東、尹某等人的電子郵件(抄送鄭巧庚),內容附有德司達公司希望勝科公司給予特殊處理的四種廢水:(1)含磷廢水;(2)含苯胺廢水,COD在15000-20000ppm,等等;(3)紅色廢水,含蒽醌染料7%、異丙胺3%,等等;(4)高COD廢水,量較大,有較多產品的母液或者蒸餾液。證人魏某的證言稱“對于德司達公司這批廢水,鄭巧庚和李海珍都跟自己提過要低于危廢的價格進行處理,這樣才有吸引力,所以自己覺得鄭巧庚和李海珍都知道德司達的廢水是危廢”。證人薛某的證言稱“在環保局主持召開的協調會上,勝科公司參加人員有鄭巧庚、黃唯和李海珍”。原審被告人浦錢東的供述稱“在環保部門召開的勝科公司接收德司達公司高濃度廢水的協調會上,自己曾提出德司達公司委托處理的高濃度廢水可能是危廢,后被鄭巧庚制止。”綜合上訴人李海珍的任職情況、職業經歷、專業背景、原審被告人浦錢東的供述、上述證人的證言、李海珍發送的電子郵件等證據證實,上訴人李海珍應當認識到接收的高濃度廢水系非正常處理,其主觀上具有放任指控犯罪事實發生的犯罪故意。因此,上訴人李海珍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李海珍具有環境污染犯罪主觀故意錯誤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六、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李海珍的量刑是否過重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項、第六項的規定,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一百噸以上的,或者造成生態環境特別嚴重損害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后果特別嚴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勝科公司非法排放危險廢物118.48噸,其中排放未遂64.42噸。2014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18日,勝科公司因違法排放高濃度廢水、危險廢物、污泥和二期廢水處理系統超標排放廢水等造成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為255808840.77元至256474859.97元。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作為勝科公司總經理,應當對全部污染環境行為負責,上訴人李海珍作為商務部經理,應當對偷排高濃度廢水和危險廢物的污染環境行為負責。ZHENGQIAOGENG(鄭巧庚)、李海珍的犯罪行為后果特別嚴重,論罪應當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上訴人李海珍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系從犯,依法予以減輕處罰。原審法院根據ZHENGQIAOGENG(鄭巧庚)、李海珍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犯罪情節、違法所得數額、造成損失的大小等因素,判處ZHENGQIAOGENG(鄭巧庚)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判處李海珍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量刑并無不當。因此,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李海珍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量刑過重的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七、一審法院是否違反訴訟程序問題

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法院違反訴訟程序,公訴機關多次變更起訴書于法無據,庭審期間補充提交新的鑒定意見嚴重違法的上訴理由和辯護意見。經查,《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五十八條規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發現被告人的真實身份或者犯罪事實與起訴書中敘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犯罪事實不符的,或者事實、證據沒有變化,但罪名、適用法律與起訴書不一致的,可以變更起訴;發現遺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訴和審理的,可以追加、補充起訴。原公訴機關自對勝科公司、鄭巧庚等人犯污染環境罪提起公訴以來,隨著對案情審查的深入,原公訴機關發現原審被告單位、原審被告人的犯罪事實與起訴書、變更起訴決定書中指控的犯罪事實不符,在原審法院宣告判決前,先后進行了三次變更起訴,原公訴機關的變更起訴符合上述規定,并無不當。為了說明德司達公司陽離子染料、ThiazoleBlueVP染料生產廢母液經調配處理后的廢液性質,在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2017年9月作出《陽離子染料生產廢母液及混合廢液危險廢物屬性司法鑒定報告》和《ThiazoleBlueVP染料生產廢母液及混合廢液危險廢物屬性司法鑒定報告》的基礎上,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司法鑒定所2019年3月30日作出《關于南京勝科水務有限公司接收德司達(南京)染料有限公司陽離子染料、ThiazoleBlueVP染料生產廢母液及處理廢液屬性鑒定的補充意見》,用于證明德司達公司上述經調配后廢液仍然屬于危險廢物。該補充鑒定意見是對前述兩個鑒定報告的補充,且在庭審中進行了舉證、質證,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及其辯護人等人均發表了質證意見,依法保障了當事人的權利,程序合法。因此,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法院違反訴訟程序的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保護環境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撐。長江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寶庫,保持長江良好的生態環境對維護我國生態安全、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有著重大戰略意義。勝科公司作為地處長江邊上一個化工園區的污水處理企業,承載著防治長江環境污染的社會責任,應當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把生態環境保護擺上優先地位,一切行為都要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前提。但是,勝科公司并沒有依法履行好職責,違反法律規定,將未經處理的污水、污泥直接排入長江,威脅著長江生態環境安全和下游飲用水、漁業、工業用水安全,性質極其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應當受到法律的懲罰。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上訴單位勝科公司、上訴人ZHENGQIAOGENG(鄭巧庚)、李海珍、原審被告人浦錢東、高銘陽、陳鵬、毛亮、金鑫、洪金偉、趙堅、谷章風、夏治、高音犯污染環境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江蘇省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意見正確,本院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  宋振敏審判員  湯 權審判員  賴傳成二O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書記員  孫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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